天下泰山丨陳伯陶與泰山“后石塢”題刻——東莞陳伯陶史跡陳列館參訪記

　　□馬輝

　　“后石塢——光緒壬寅九月晦日，泰安知縣仁壽毛澂導(dǎo)登絕頂，觀日出后，同臨桂董崇□三人游此因題。東莞陳伯陶書。”這是位于岱頂后石塢天空山崖壁上的一塊摩崖題刻，刻于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陳伯陶何許人也？時任泰安知縣、泰山最高行政長官的四川仁壽人毛澂竟親自“導(dǎo)登絕頂觀日出”后“游此”？2010年6月，借應(yīng)邀赴廣東東莞市參加《東莞市志（1979—2000）》志稿評議會之際，查閱了新中國首輪《東莞市志》，又專程到東莞市中堂鎮(zhèn)鳳涌村陳伯陶史跡陳列館進行了參訪。

　　屈居探花 致身清要

　　陳伯陶是東莞歷史上唯一一位文探花，官至清江寧提學(xué)使署江寧布政使。陳伯陶史跡陳列館就設(shè)在陳伯陶故居。這是一處典型的清代嶺南風(fēng)格建筑。門上“勝起家祠”四個藍色楷體字還保存完好，“勝起”是陳伯陶祖父的名諱。踏進大門，只見左右是廂房，正中是大堂，中間懸掛著“誼睦堂”大匾。左邊墻上掛著咸豐二年子科鄉(xiāng)試中試第一名副元、光緒丑年己卯科鄉(xiāng)試中試第一名解元、光緒十五年咸安宮教習(xí)等匾；右邊墻上掛著光緒十八年壬辰科會試第七十八名進士、欽點大總裁等匾及陳伯陶頭戴藍翎、身著官袍的照片。陳列館分五大部分展示了陳伯陶的生平。

　　陳伯陶（1855年—1930年）字象華，一字子礪，東莞鳳涌鄉(xiāng)人。父銘珪，咸豐二年（1852年）副貢，住在莞城榜眼坊十九巷。咸豐五年（1855年）三月十七日，陳伯陶在莞城出生。六歲，拜廣東著名學(xué)者陳澧為師。十歲，通曉五經(jīng)。一日，陳父的朋友方文炳與方應(yīng)錫來訪，夜飲，見陳伯陶夜讀，文炳出上聯(lián)“半夜讀書燈火細”，叫陳伯陶對下聯(lián)，陳伯陶應(yīng)聲說：“三更飲酒月輪高”。方文炳對方應(yīng)錫說：“此佳婿也。”方應(yīng)錫遂與陳銘珪定為姻親。后來陳伯陶的妻子方氏就是方應(yīng)錫的次女。光緒元年（1875年），陳伯陶考取秀才，光緒五年（1879年）鄉(xiāng)試，又考取了第一名（即解元）。這時陳澧主講廣州菊坡精舍，以對聯(lián)贈之曰：“文章高似羅浮頂，科第連登會狀元”，陳澧當(dāng)時已70歲了。鄉(xiāng)試以后，陳伯陶上京準(zhǔn)備會試。光緒七年（1881年）十一月，他的祖母劉氏和父親在15天內(nèi)相繼去世，陳伯陶回莞城奔喪。此后數(shù)年，陳伯陶教書為業(yè)，用所得薪金供養(yǎng)母親和弟妹，直至弟妹相繼婚嫁，方復(fù)出應(yīng)試。光緒十五年（1889年），他考取內(nèi)閣中書，充咸安教習(xí)，光緒十八年（1892年）考取進士。殿試初置第一（即狀元），因試卷中把“宣撫司”誤寫成“宣慰司”，被壓在第十名之外。咸豐朝狀元、時任戶部尚書翁同龢力爭，謂此為“積學(xué)之士”，后改列第三名（即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武英殿協(xié)修，歷官國史館協(xié)修、總纂。光緒十九年（1893年）五月，陳伯陶任云南鄉(xiāng)試副考官，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充貴州副考官，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春從貴州回北京。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陳伯陶以翰林院編修出任山東鄉(xiāng)試副考官。就在這一年的“九月晦日”，泰安知縣毛澂“導(dǎo)登”陳伯陶登上泰山絕頂，觀日出后游覽了后石塢，并題寫“后石塢”三個大字及跋語，后由毛澂安排，將題字刻在了后石塢天空山崖壁上。



? ? ? ?“后石塢”石刻。

? ? ? ?陳伯陶1911年后移居香港，1930年逝于九龍寓所。

　　潛心志史 有功文獻

　　陳伯陶著述很多，計有：《孝經(jīng)說》三卷、《勝朝粵東遺民錄》四卷、《袁督師遺稿》三卷、《東莞縣志》九十八卷（附《沙田志》四卷）、《瓜廬文剩》四卷等十幾部，共計140余卷。其中，以《勝朝粵東遺民錄》和《東莞縣志》最有價值。

　　清初，文字獄之風(fēng)甚烈，經(jīng)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查禁銷毀，晚明史料及明遺民的著作蕩然無存，即使有人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來的幾本書，由于年代久遠，也已很難查找。陳伯陶從方志、史乘、族譜、專集中廣為搜羅，輯成明代遺民312人傳記，編成《勝朝粵東遺民錄》四卷。凡前人記載有誤的，考證后以按語示之，保存了不少晚明、清初史料。這些資料至今仍是研究明末清初廣東歷史、文學(xué)的重要參考書。

　　東莞之志，自元代皇慶年間（1312年—1313年）陳庚首編《寶安志》以后，至清嘉慶三年（1798年）彭人杰止已11修。彭人杰主修《東莞縣志》時，或因條件所限，或因語有避忌，瑕瑜互見，不當(dāng)人意。特別受文字之禁影響，志書對明末東莞不少抗清名士不予收入。前志中的人物著作，凡為清廷定為禁毀類的也悉予抽出。從1915年始，陳伯陶在九龍開局，用東莞明倫堂經(jīng)費，組織數(shù)十人，歷時六載，至1921年，修成《東莞縣志》九十八卷，附《沙田志》四卷計130萬字。修志人員博考群書，以狀、志、譜為證，細加征引，并訂正史誤，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史料。《續(xù)修四庫全書提要》評該志有“六善”，給予極高評價。陳伯陶雖為清朝士子，但他能實事求是，妥善處理明末抗清人士入傳問題，做到該傳則傳，這種精神難能可貴。

　　走出陳伯陶史跡陳列館，再仔細觀察陳氏故居優(yōu)雅的環(huán)境，我不禁多了一份感慨?？创粋€歷史人物，我們不必苛求，其功其過，后人自有公論。東莞人正確評價陳伯陶的一生，摒棄其腐朽沒落之處，弘揚其可貴精神，運用其正確研究成果，這不正是建設(shè)現(xiàn)代文明社會所需要的嗎？駐足之際，我也感到，陳列館收錄史料也不十分詳盡，其在京城及貴州、山東等地為官經(jīng)歷涉及很少?；貋砗?，我應(yīng)約將陳伯陶泰山“后石塢”題刻照片、有關(guān)泰山書籍及清光緒泰安知縣毛澂的資料寄給東莞市史志辦，請他們轉(zhuǎn)交陳列館。現(xiàn)在，這些史料應(yīng)該早已補充進陳伯陶史料陳列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