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泰山丨鄭大進《登岱四首》詩刻

　　□宗世強

　　清乾隆年間名臣鄭大進所作的《登岱四首》詩，嵌刻于天階坊西紅門宮東墻之上，詩文中有作者自注。詩為：

　　一

　　岳麓晨鐘急漏催，殘燈隱隱傍云隈。

　　天門日出光潛達，水洞簾寒曉未開。

　　楓入晴嵐深著色，濤生松壑乍聞雷。

　　散花別有修真處，（□□極頂□飄移時）

　　靈液風前切溯洄。（欲游后石塢不果）

　　二

　　落木蕭蕭余素秋，峰回走馬索添裘。

　　（□回馬嶺地勢高寒）

　　天孫界合紅塵外，岳日宵懸碧海頭。

　　何處秦灰然故劫，幾人漢策得前籌。

　　文成既死無消息，猶向家山艷列侯。

　　（嶺上皆道觀故云）

　　三

　　五岳由來秩上公，繼離出震德滋崇。

　　偶緣漢寺瞻云日，卻借秦松紀雨風。

　　玉簡千年回地軸，（宋祥符間玉冊屢現山中）

　　開元一柱發鴻蒙。（唐摩崖石壁立絕頂）

　　只今陟降紅門下，并吊將軍翊戴功。

　　（紅門東為唐白騾將軍冢）

　　四

　　奉符見說乞除官，

　　（程明道以未得游泰山乞主縣薄）

　　多少傳疑待擊彈。

　　碑始東封應有字，馬如練白豈無鞍。

　　丈人何獨因西海，神女卻偏避灌壇。

　　宋世天書誰作俑，至今山外石仍完。

　　韓江鄭大進。

　　(鈐印二枚：“鄭大進印”“退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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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大進，生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月，字譽捷，號謙基，又號退谷，揭陽縣梅崗都山尾村（今屬揭東縣玉蛘）人，從小有神童之譽，15歲得“補博士子弟員”，雍正十三年（1735年）中舉，翌年（乾隆元年）登進士。高科中后并未授官，“無所遇而歸”。乾隆九年（1744年）被召進京都謁選，初授直隸肥鄉縣令，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被擢升山東濟東道并先后署按察使、布政使，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遷兩淮鹽運使，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任浙江按察使后轉任湖南按察使兼布政使，越年調任貴州布政使，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任河南巡撫后轉任湖北巡撫，一年后兼署湖廣總督，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任直隸總督，授太子少傅銜，翌年74歲病卒任上，卒后，乾隆賜祭賜葬并賜謚勤恪。后人評：“辦事干敏，具有經略，在當時督撫中，最為上所倚畀，惜未臻大拜，而遽薨逝，論者猶有未究其用之嘆”。（以上參考《潮汕民俗史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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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大進為官體察民情，關切民疾，施行諸多善舉，處處體恤民間疾苦，減輕人民負擔，諸如“邊徼積習疲敝”他“加意撫恤”。“丁徭缺額”，他允許“通融頂補”，“軫念農人，俾平民耕種，皆有所藉”。遇自然災害，他采取措施“賑恤之政，酌諸至當”。任河南巡撫時遇洪災，儀封考城河堤決口150丈，他趕赴現場“督飭員弁，竭力堵筑，役伏日不下二萬人”。見災情嚴重，一面自請朝廷處分，一面采取“以工代賑”措施救急抗洪，洪澇過后，鄭大進因“日夕工所”足患濕癥。

　　鄭大進重視水利防患，在湖南任上以治湘江大堤為第一要防，據地勢改筑月堤以求永固。在京津他親自查勘年久失修累遭水患的永定河，經多方征求水利專家見解，提出“宜分段開挑，增筑閘座，以時啟閉”措施，獲朝廷批準并撥七萬余金經費，鄭大進“相度興筑”，永定河疏浚后，蓄、泄得宜且可通舟，獲鄉民贊。在湖北、湖南任上，解決道城漕運困難、抑止官吏鋪張浪費修繕公署等，減輕百姓負擔深得民心。

　　鄭大進在任上勤謹廉明，興利除弊，任兩淮鹽運使期間，針對淮鹽等級質量不等而價格相同，導致商人只售次鹽坑民且朝廷鹽稅減收弊端，他親自“審辨鹽色差等”，明確安鹽、梁鹽二價并奏請朝廷批準，使“商民便之”，百姓受益朝廷利稅同時促進了當地鹽業發展。在任湖南按察使兼布政使時，針對黃白臘生產、收售之間矛盾，調整收儲措施，提出“宜分年收購存儲”方略，下令二府提早一、二年購買存貯于司庫，每年定期調運，終于“得旨如所請”，既方便轉運上調，也促進了當地黃白臘生產業發展。在貴州布政使任上，他了解到貴州倉庫多儲米糧，但因天氣原因陳米占倉并時有霉變，新米又進不了倉，鄭大進奏準于青黃不接缺糧時，將陳米，“平價借、糶”出去，秋后“按一米二谷，購補還倉”并成定例，倉儲多改貯谷，減少霉壞還可以有利于糧食保障，推動了當地糧食生產發展。

　　對工業生產，鄭大進也作出過貢獻，原來楚北寶武局鑄銅工業須從云南采購高質原料生產，鄭大進在任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期間，適逢原料斷缺而面臨“死亡”，鄭大進組織考察、核算，果斷停止了從云南采購原料，推行使用取材方便成本低廉的當地低質料鑄銅，從而使地方鑄銅工業起死回生還增加了利潤，得到了延續發展。

　　《潮汕民俗史話》“勤于職守敢于革弊的鄭大進”中寫道：鄭大進“視吏民如子弟。行部所至，農夫走卒皆得直前白事，屬員言無嚴詞厲色”。但對邪惡勢力，卻毫不留情。他到河南任巡撫時，恰逢黃光三傳教湖北，延及河南，一時教匪活動十分猖獗。他認為，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區別對待，對為首分子嚴懲不貸，“痛懲其始”，而對人教普通百姓視作受騙，屬“愚民之無知，可恕”，及時嚴令緝捕為首者，依法究辦，并向朝廷奏稱教匪貽害風俗，應飭牧令及時處置，深得皇上嘉許。此后，“教匪事起，禍延川陜七年”，獨河南不受其害，所以朝野都佩服鄭大進有“先事之勇”。與此同時，他十分重視“教化”，認為“古者王道之行，成于教化；而風俗之厚，肇自師儒”，為此他“所官之地，育愛士子”，在正定府任上“修府志，建書院，立碑訓學”。還在家鄉倡建了梅崗書院，親為撰寫了《梅崗書院記》。

　　鄭大進雖位居高官但他并不恃勢凌人，而是教誨家人族人友善睦鄰，據說，鄭大進出生地梅崗都山尾村旁邊是個大姓大村，曾經壓制相鄰小村，鄭大進回鄉時村人有借其勢翻身報復之意，鄭大進卻請來兩村父老商談和睦之事，他說：“強弱不敵，父老所知也。世有千年池厝渡，而無百年鄭大進。奈何修怨以累子孫乎？”鄭大進的話感動了兩村父老，從此兩村舊怨全消和睦相處，在潮汕地區家喻戶曉傳為美談。

　　鄭大進一生才華橫溢，文筆雋永，著述頗豐。遺作有《愛日堂詩文集》《鄭勤恪公奏議》等，纂修《正定府志》50卷，其甲秀遺篇代表作是五言律詩《登甲秀樓》，至今仍刻在貴陽名勝甲秀樓上受到后人瞻仰敬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