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驛馬”——中俄在文學中遇見彼此

　　新華社北京5月16日電（記者鄭冬睿、魏夢佳）“啊，春天沒有盡頭也沒有邊疆！無邊無際的還有理想……”前不久，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舉行的第七屆“我記得那美妙的一瞬”詩歌朗誦會暨第二屆北京高校俄羅斯經典詩歌朗誦比賽上，選手們聲情并茂地演繹一首首膾炙人口的俄羅斯名篇佳作，贏得現場陣陣掌聲。

　　“學生們踴躍參賽并展現出極高的水準。這充分表明，俄羅斯文學對當代中國青年依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教授黃玫說。

　　情感的共鳴

　　20世紀初，俄羅斯著名詩人、作家普希金的小說《上尉的女兒》被翻譯成中文出版，這是第一部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的漢譯俄羅斯文學作品，因此被一些學者認為是俄羅斯文學在中國譯介和傳播的起點。

　　從普希金到果戈里、托爾斯泰、契訶夫等，此后一個多世紀，一批俄羅斯文學巨擘的作品被譯介到中國，歷經時間的檢驗，影響了一代代中國讀者。

　　“我父母中學時都學習過俄語，在他們世界觀和價值觀建立的過程中，深受俄羅斯經典文學和蘇聯文學的影響。”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末的黃玫說。

　　黃玫至今清楚地記得，初中時讀完小說《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后感受到的巨大震撼。“我被一種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所感染，我走出家門，冒著小雨走了很久，難以平復心中的激動之情。”

　　自幼熱愛文學的黃玫，大學學習俄語專業。博士期間，她選擇了俄羅斯文學作為研究方向。

　　黃玫的俄羅斯文學翻譯之路，起源于博士期間參與導師所主持的果戈里作品《狄康卡近鄉夜話》的重譯項目。“我非常感謝當時導師對我的信任。”她回憶說。如今近三十年過去，她的譯著已達數百萬字。

　　“俄羅斯文學對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黃玫說，“俄羅斯文學體現出的對生活的熱愛、對家國的眷戀和對道德的追求等，與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相契合，因此中國讀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俄羅斯文學，并引發情感上的共鳴。”

　　“每一代年輕人都有迷茫，俄羅斯文學給我很多心靈慰藉，與主人公和作家的精神共鳴讓我在迷茫時沒有那么孤獨，學會如何更好地和自己相處。”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博士研究生曹雨軒說。

　　“俄羅斯文學史也是一部俄羅斯思想史。通過閱讀俄羅斯文學，我了解了不同時期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和內心求索，也讓我學會以更多元的視角去認識這個世界。”同為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博士研究生的楊晶說。

　　文學的契合

　　早在普希金的時代，中國文化便在俄羅斯文學中留下了痕跡。有學者研究發現，在普希金的作品中，“中國人”和“中國的”兩詞出現過二十余次，均與美好的詩意相關。在他的藏書中包含有《三字經》《中庸》《趙氏孤兒》等中國書籍。

　　“俄羅斯的漢學研究在全世界范圍內相對較為發達。例如，托爾斯泰就曾接觸過老子和莊子的思想，詩人古米廖夫和作家佩列文的作品中也都出現過中國文化的元素。”黃玫說。

　　俄羅斯漢學家、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副教授瑪麗亞·謝梅紐克見證了近年來漢學在俄羅斯的蓬勃發展。

　　“如今俄羅斯很多地方設有漢語教學中心，編寫了俄語版漢語教學大綱，一些中學已將漢語作為第一外語授課。學術界對中國的方方面面也越來越關注。”她說。

　　謝梅紐克長期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俄文翻譯工作。她是王安憶小說《長恨歌》俄文版的譯者，此外還翻譯過張愛玲、蘇童、麥家等中國作家的作品。

　　“中國經典文學在俄羅斯一直深受歡迎。例如，《道德經》已經出版了十多個譯本，四大名著也在不斷再版發行。”謝梅紐克說。

　　在謝梅紐克看來，中國文學最能打動人心的是其蘊含的人文關懷。“對‘人’這一主題的關注是俄中兩國文學的共同點之一，這拉近了俄羅斯讀者與中國文學的距離。”

　　“鮮活的聲音”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富。普希金曾將譯者稱作“文明的驛馬”。

　　黃玫認為，俄羅斯文學在中國長盛不衰，離不開一代代中國譯者的辛勤努力。

　　“俄羅斯經典文學作品幾乎全部被翻譯成了中文，不僅如此，一些優秀的現當代文學作品也能在問世后較短時間內被譯介到中國。”她說，“這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俄羅斯文化和俄羅斯人民。”

　　目前，黃玫正在著手重譯《安娜·卡列尼娜》和托爾斯泰中短篇小說集等俄羅斯文學經典作品，此外她還積極投身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已翻譯出版俄文版《儒釋道耶與中國文化》等書籍。

　　“譯者是不同文化間交流的橋梁和紐帶。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完整準確地將外國優秀文化介紹給中國民眾，同時也要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當代發展成就充分傳播到其他國家。”黃玫深感責任重大。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也是中俄文化年開啟之年。“隨著兩國在包括文學在內的人文領域合作不斷加強，譯者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謝梅紐克說。

　　“他們不僅僅是‘文明的驛馬’，還傳遞著有助于兩國人民彼此相知相近的‘鮮活的聲音’。”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