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作者（右一）與鄭承陽老師合影留念

　　 再過三年，我們這批就讀于掖縣（今萊州市）西由中學的同學，將迎來畢業50周年的紀念日。在自愿發起開展的“追憶母校印記”活動中，同學們提議讓我寫一寫語文老師鄭承陽，我慨然應許。20世紀70年代，在那終生難忘的兩年高中學習期間，是鄭老師堅定地鼓勵和教導我走上新聞之路，我的心中一直有個夙愿，想要表達對最崇敬的老師的這份感恩之情。

　　 楓葉正紅相思濃。帶著對鄭老師的一片敬意和想念，2023年十一月初，我從煙臺趕赴萊州，叩開了老師的家門。身板挺直、笑容滿面的鄭老師，上前拉住我的手：“兆安，趕快坐下喝杯水。”和煦的陽光灑滿了寬敞明亮的客廳，令人感到特別的溫暖和恬靜。鄭老師端起了一只特大號的水杯，興致勃勃地與我暢談起來。他雖已是82歲高齡，銀發閃閃，但目光炯炯，交談時聲音優雅而洪亮，思路清晰而有邏輯，在長達三個小時的交談里，竟然毫無倦意。聆聽鄭老師一段段充滿激情的話語、一件件刻骨銘心的往事，一位飽經滄桑、為人師表、敢于執言、具有獨特人格魅力的好老師的崇高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再次高大和豐滿起來。

　　 忍辱負重，一片癡心

　　 人的一生往往容易受到特定時代背景的影響，而衍生出變幻莫測的不同境遇。

　　 我于1975年初升入西由中學，在當地算是最高學府了。我們七五級共有4個班、200余名同學，是由全公社28個行政村的貧下中農推薦上來的。由于當時適逢“文革”后期，加之貧下中農進校參加校務管理，正常的教學秩序一度被打亂。我們僅僅系統學習了一年的高中基礎知識，第二年暑期回校后，即1976年6月，學校正式宣布“開門辦學”，取消了原先的班級設置，重新劃分了半年學制的通訊與農化班、機電與數學班，實行自愿報名。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教改”，許多同學都蒙了，一時轉不過彎來。之前大哥曾點撥我將來社會上會需要“筆桿子”，所以看到有通訊班，正中下懷，再加上自己的興趣愛好，我毅然選擇了通訊班。實際上在當時迷茫的社會環境下，老師們也很苦悶，不得不經歷著轉型的劇痛，過去正常的高中課程設置和教研活動戛然而止，全部需要按照新課程“另起爐灶”。這無疑給教師們帶來了極大的壓力和挑戰。

　　 “當時為啥這樣做？是上級倡導和大環境影響造成的，是那個特殊時代的產物。”回眸這段很不正常的“教改”經歷，鄭老師激動地說。當時，鄭老師也想不通，只好硬著頭皮接下了通訊班的教學任務。之前，他負責七五級二班、四班的語文教學，通過啟發式的授課，引導大家踴躍發言，備受學生們的喜愛。

　　一切從零開始。“我當時也是懵懵懂懂的，我學的是歷史，在大學里從沒接觸過新聞專業方面的知識，多虧我到濟南哥哥家看到了一本專門介紹新聞的書籍，回來后晝夜惡補，這才算是勉強過了關。”說到這里，鄭老師如釋重負。正如他一生堅守的教學原則：自己弄不明白的知識，從不上臺講，不能誤導學生。針對通訊報道專業的特殊性，為加深同學們對新知識的熟悉了解和駕馭，鄭老師每天都要瀏覽黨報上刊發的稿件，然后篩選出一篇篇具有理論性和實踐性的教學案例，加以歸納評析，然后刻成蠟紙油印出來，分發給每個學生在課堂上學習。選編這種比較原始的“土教材”，費時費力，又累又臟，但鄭老師從不嫌棄，總是樂此不疲地堅持去做。我現在仍然珍存著當年鄭老師傾注心血的部分“杰作”，其中有一篇介紹時任新華社山東分社社長于德的寫作經驗材料，雖然已經泛黃，有些字也模糊不清了，但每當我觸摸這些寶貴的資料時，腦海中就會不由自主地浮現出一幅生動的畫面：鄭老師在微弱的燈光下，趴在簡陋的辦公桌上，一筆一畫地在蠟紙上不停地刻著……

?

　　 鄭老師（第二排右二）在西由中學時與通訊班畢業生合影

　　 鄭老師在給我改寫稿子時經常囑咐說，“新聞宣傳工作事關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不能有絲毫的馬虎和懈怠，一旦出現問題無法彌補啊。”鄭老師這些發自肺腑的教誨和苛刻認真的工作態度，一直影響著我，伴隨我40余年的新聞生涯，雖然歷經風風雨雨，但始終銘記在心，未敢忘卻，也始終激勵著我勇毅前行，先后榮獲中國新聞界最高獎“長江韜奮獎”和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并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接見。我們七五級還涌現出了一批很有作為的“筆桿子”，如遲文君、徐永耀、王煥慶、原金石、王學雷、陳志剛、孫巖、張洪春、盛作江、于光等同學都得益于鄭老師的悉心教導，后來走上各級領導崗位或成為行家里手，有的退休之后仍然筆耕不輟，佳作連連。當我把自己40年的新聞專著敬獻給鄭老師時，他緊緊地握住我的手連連祝賀。

　　 跌宕起伏 歷經磨難

　　 鄭老師在西由中學任教之前的情況，當時對我們學生來說都是一無所知，僅從他淵博的學識和戴著的一副深度近視眼鏡里，大致猜想鄭老師應該是一位名校畢業的高材生。直至此次探望，才揭開了鄭老師這段不為人知而又充滿坎坷與磨難的經歷。

　　 鄭老師于1942年出生于日照市東港區后村鎮竹圓村，這是一個深處大山的貧困村。父親長期在外工作，僅靠在家務農的母親一人拉扯6個孩子，生活異常艱辛。排行最后的鄭老師，從小就體質瘦弱，但他聰慧好學，從小學到高中，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1963年9月他以優異的成績被山東大學歷史系錄取，成為該村歷史上走出來的第一個大學生，成為全家人乃至全村人的驕傲。

　　進入大學后，在知識的殿堂里，他如饑似渴地學習，很快脫穎而出。在三年學期的五次大考中，他是班里唯一獲得全優的學生，那時他十分憧憬將來做一名高校老師或從事文史哲研究的專員。然而，好景不長，“文革”的浪潮席卷而來，鄭老師本來五年的學習期僅進行了三年便中斷。面對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空蕩蕩的教室，鄭老師那顆無助而又好學的心碎了……回憶這段令人心酸、不堪回首的往事，鄭老師不知不覺地嘆息著，深思著。課不能上了，鄭老師就像個“獨行俠”，從早到晚，一直泡在校圖書館里，他始終堅信知識總會有用的。后來圖書館也被關門了，他仍不罷休，就流動在教室、宿舍、閱覽室和期刊室里自學。但是，由于缺乏導師的正確指導，所學的知識始終不夠深入和扎實，當初的夢想也隨之破滅了，這對他來說是終生的憾事。

?

　　 鄭老師的畢業證書

　　 正當大家滿懷希望等待畢業分配時，卻接到了“從舊學校畢業出來的大學生要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號令，鄭老師帶著心中的糾結，與10多名同學揮手告別山大，背起行囊一同踏上了開往黑龍江的列車。

　　 “咣當、咣當……”歷經三天三夜的旅途勞頓，終于到達了被稱為北大荒的23軍嫩江農場，這里幅員遼闊，人跡罕至，氣溫最低達零下47度，寒冷季節達半年之久。同學們除面臨惡劣的天氣環境和極度艱苦的勞動條件外，頭上還頂著不被信任的大帽子，時常遭受被歧視被辱罵的不公正待遇。鄭老師至今記得，剛到農場總部培訓時，有的教員竟然當眾羞辱道：“不指望你們這些大學生能夠做出多大的貢獻，只要在社會上不犯罪就行了。”可見當時社會上對所謂從“舊學校”走出來的大學生有多么大的偏見和傷害。

　　 面對種種不利的環境，鄭老師并沒有消沉，也沒有怨天尤人，既然時代把他推到了這個地方，他就要勇敢地去面對，去適應，去奮斗。后來下到分場，經過與年齡相仿的戰士們一段時間的摸爬滾打，鄭老師逐漸打開了心結，主動融入到農場大家庭里。從各類農作物的種植、管理、收獲到耕翻土地的各個環節，他都虛心學習，積極適應，臟活累活總是搶著干，先后被分場推薦開拖拉機、做炊事員，受到官兵的一致好評。在做炊事員期間，他主動提議并親自動手為大家做出了口味極佳的豆腐，大大改善了連隊的伙食。他還主動請纓到遠離分場的偏僻地區，與戰士們一起風餐露宿，耕翻土地。去一次就待半個月到二十余天，這里晝夜溫差大，水質差，蚊蠅多，野狼野豬經常騷擾，每個人都要承受極大的心理壓力和繁重勞動。難以想象的是鄭老師這個文弱書生，竟然在這惡劣的生活環境里熬過了一年零兩個月，最后被分場評為勞動鍛煉最優者。面對這段“發配”經歷，鄭老師感慨地說：“它錘煉了我的意志品質和抗壓能力，是人生一筆難得的寶貴財富。”人只有在低谷和逆境中經受住大風大浪的考驗，才能更加堅強，更加從容，更加充滿必勝的信心。

　　特殊年代，人們往往會失去自主選擇的權利。當我問詢鄭老師是如何愛上了教師這一職業時，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驚，“我們這批同學是被當成‘廢品’處理的，一鞭子都趕到了教育口，我便被分到了哈爾濱市的呼蘭區長安公社。”1970年3月，迎著刺骨的寒風和厚厚的積雪，鄭老師來到了環境艱苦的長安公社報到，接著把他和另一名同學一起安排到了更加偏僻落后的曾家村小學。這里的教學和生活條件之差超出人們的想象，教室、辦公室和宿舍都是用本地的堿土泥和高粱秸壘成的，由于年久失修，房屋的密封性和安全性都很差，趕上雨季，室外風雨交加，室內四處漏水，學生無法正常上課。一次晚上下起暴雨，鄭老師一人住在學校，宿舍里的積水一度漲到了半米多，房屋隨時都有倒塌的危險……提起此事鄭老師至今都有些后怕，“假如當時房子倒了把我砸進去，也無人知曉”。在該村任教還面臨伙食生活的極大困擾，由于遠離集鎮，外出采購一次面粉或蔬菜，來回需跑60多里地，個把月才能吃上一次鮮菜……最后學校僅剩下他一個外地人，在最后“彈盡糧絕”的情況下，校長勸告鄭老師趕快離開，并找了一輛馬車把他直接送到了長安中學。　

?

　　 鄭老師（最后一排中間）在長安中學工作期間合影

　　 由于該中學師資嚴重匱乏，鄭老師一人挑起了語文、數學、政治、生物和外語五門課程的重擔，被戲稱為“全能”教師，其教學量可想而知。但最大的煩惱是每日放學之后，他孤身一人，百無聊賴，當時學校的閱覽室經過一次次政治“鑒定”，統統貼上了“封資修”的標簽，幾乎沒什么可看的書籍，有限的幾份報紙每天也都被鄭老師閱遍了每個字。一次，他偶然發現了一本中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艾思奇先生編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書籍，如獲至寶，只要有時間他就打開潛心地研究學習，為以后的教學儲備了新的知識。一本好書猶如一縷陽光，在那個寒冷的季節，溫暖了一顆孤獨的心。

　　 1972年6月，組織上為解決鄭老師夫婦兩地分居的問題，把他正式調入了夫人所在鄉鎮的掖縣西由紅專學校任教（1974年該校與西由中學分家），從而結束了4年“闖關東”的難忘歷程。

　　 枯木逢春 桃李天下

　　在與鄭老師的坦誠交流中，他多次神情平和地說道：“總結我30余年教學生涯，如果說取得一點成績的話，那就是在第六中學和市教研室，那是我一生中能夠甩開膀子大干的最好時期。”

?

　　 鄭老師（前排右一）在第六中學合影

　　 1984年，對于鄭老師來說是一個十分值得紀念和難忘的年份。年初他被提拔為教導主任，接著他向黨組織鄭重地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校主要領導作為入黨介紹人。在莊嚴的入黨儀式上，他禁不住地流下了激動的淚水。這一天，他等得太久了！

　　 1960年鄭老師升入高中后就向黨組織寫了申請書，1964年在山東大學他又遞交了第二份入黨申請書，但均因社會關系有問題而被擋在了門外。在長達24年的苦苦等待中，他始終堅持對共產黨的向往與追求，默默地以實際行動向先進黨員看齊，無論環境多艱難、生活多困苦，都不曾放棄這一信念。這次入黨，不但圓了他的夢，也進一步激發和溫暖了鄭老師對黨的教育事業的一片赤誠之心、奉獻之心。上任教導主任之后，面對日益增多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依然沒有放下手中的教鞭，每天仍然堅持站在臺上津津有味地講授歷史，課后還經常主動與學生探討人生規劃。他毫不掩飾地說：“最純粹、最快樂、最舒心的日子還是當教師。當同學們一眼不眨地看著你，八成的講課效果往往能達到十二成。”一支粉筆，三尺講臺，堅守不輟，甘為人梯，這便是我們鄭老師的本色。

　　 正由于鄭老師長期在一線教學，所以對師生和家長們的所思所想了如指掌。為了整體提升第六中學的教學質量，他經常請教各學科組長，并結合自己多年積累的教學經驗，在高三總復習時，大膽地提出了“面向中等生、狠抓中檔題”的教學方針，使更多的學生的學習成績后來居上。在他主管的八三級和八六級應屆文科班中率先“試水”后，6個學科的高考成績均躍居萊州市第一。理科較以往也有很大提高，有的學科甚至比招收一類生的學校考得都好，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第六中學也由此聲名大振。

　　“我干教導主任那幾年，你師母在農村老家遭罪了。”鄭老師話鋒一轉，十分愧疚地對老伴說。師母吳老師，是原西由鎮吳家村的民辦教師，1984年實行分田到戶后，家里一下子分了三畝多地。吳老師除正常任教外，還要照顧兩個年幼的孩子，等處理完教學上的事情再趕到地里時，往往天已經黑了下來。有一次趕上半夜12點灌溉玉米地，野外漆黑一片，大風吹得莊稼沙沙作響，她雖然心里很害怕，但仍要壯著膽子鉆到二米多高的玉米地里，手里拖著一根長長的水管，一行一行地澆灌到天明，衣服未來得及換下又疲憊不堪地趕到學校……聊起這些種田的經歷，我打趣地問吳老師，“您當時沒有后悔嫁給鄭老師嗎？”“從沒后悔。我當初看中您鄭老師，就是喜歡他是個大學生，喜歡他的才氣他的為人。他調入六中后工作更忙了，哪有時間照顧這個家？”相濡以沫五十載，師母不僅是鄭老師事業與生活上的堅強伴侶，她也因教學成績突出而獲得“煙臺市優秀教師”榮譽稱號。

?

　　 鄭老師在萊州市教研室工作照

　　 機遇總是垂青有志向、有作為的人。鄭老師在第六中學探索成功的“兩中”教學經驗，得到了上級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和認可。1990年6月，他被組織上提拔為萊州市教研室主任，使他能夠在更廣闊的舞臺上施展更大的抱負。面對全市教師業務能力參差不齊的情況，他全面引入啟發式、體驗式、互動式的高水平教學。組織教研員根據不同階段學科教學的目標任務，挑選出該學科全市最優秀的教師，經過充分準備和試講拿出第一稿的示范課，然后教研員靠上去指導，先在該校多番修改研討，大家覺得近乎完美了，再集中全市同一學科老師聽示范課，大家一齊“把脈”，共同碰撞……這節課就成為了一個階段的“樣板工程”。這樣反復研磨推出的示范課，對大幅提高全市教學水平和教學成績發揮出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僅彌補了教師間能力嚴重不齊的問題，而且平衡了校際間水平差距較大的狀況。一九九六年高考，三所重點學校理考總分平均都在600多分，第一名比第三名僅高出5分，九七年更是縮至2分。同時，鄭老師頂住壓力，在全市推廣實施“兩中”的教學方針，充分尊重和發揮教研員和廣大教師的聰明才智，并加強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使萊州高考成績連年大幅度上升。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連續四年每年都增加本科生百人以上，人均本科上線人數名列煙臺市前茅。這些輝煌成績的取得，凝聚著鄭老師這位“操盤手”的全部智慧、愛心和力量。

　　 “兆安，你寫鄭主任這個人怎么寫都不為過。”時任萊州市教育局長的李培剛得知我的想法后，熱情地鼓勵道，“鄭主任是勤政廉潔的典型，辦事公道正派，從不會弄虛作假，我把推薦優秀教師、評選業務職稱首要一環聽課等工作都交給他來辦”。據李局長介紹，市教研室是副科級單位，需經常下鄉開展工作，按當時規定已同意給鄭主任配備一輛轎車，但他上任七年一直沒有購買。因工作需要，同事們多次勸他上一部隨身用的“大哥大”手機，他也一直沒答應。一些前來征訂和推銷各種輔導資料的書商，偷偷提出可按銷售額給鄭老師提成獎勵，都被他義正詞嚴地拒絕了。1995年，鄭老師先后被評選為“萊州市勞動模范”和“山東省優秀教育工作者”等光榮稱號，可謂實至名歸。

　　癡心一片終不悔，只為桃李競相開。教師是一份迷戀他人成長的事業。暢談起自己送出的一批又一批學生，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很有成就和出息，鄭老師十分自豪地說：“孩子們的成材，就是我的最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