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響中國】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的文明追求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立足中國現代化的實踐事業和重要議題形成了一系列概念、范疇、命題，是黨的現代化理論的話語呈現。這些內容在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不斷體系化，反映出復雜的現實關系和歷史變動，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的基石。理解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獨具一格的文明追求，有助于凸顯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厚底蘊、獨特內涵與理論創新，理解當前歷史語境下的社會結構和共同理想，啟發突破現存現代化話語秩序的未來方案。

　　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吸收轉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體現了現代化的文明底蘊。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改造社會物質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根據現代文化的社會主義性質、標準和發展方向對傳統文化的抽象精神形式進行改造，賦予其新的實質內容。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在吸收話語資源時著意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回應和解決時代問題時得以體現其時代價值，將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創造性地吸收和轉化為現代化形態的表達形式，貫通起中華文明的歷史傳統、當下實踐與未來理想。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化愿景勾勒出“溫飽—總體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現代化—全面現代化”的邏輯線條，貫穿始終的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與古代文明進程中的“小康夢”“大同夢”息息相通。這種相通又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不同時期有具體的差異。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提出中國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實際上是“小康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之后，中國式現代化強調其“人口規模巨大”的特征，以“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目標，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拓展其世界視野，既延續了“小康之家”對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長期實踐要求，也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大同夢”實現了階段性的歷史聯系。將“小康”“大同”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有機楔入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體現了中華文明與社會主義文明在現代化節點上的深度契合，也揭示了世界歷史中特定民族在重要歷史關口推動現代化進程時的文化自信。

　　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基于對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的守正創新，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馬克思在唯物史觀視域中觀照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以物質資料生產為邏輯起點闡釋文明創造、文明進步和文明形態變遷，將技術和生產視為社會發展和文明形成的根本動力，把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視為衡量文明發展程度的根本尺度，形成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文明觀。對現代化的認識是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的重要一環，馬克思立足19世紀上半葉大機器生產在歐洲大陸帶來的顛覆性變化，指出“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對現代化擁有的使“一切堅固的都煙消云散”的絕對性力量及其內在矛盾與歷史限度有所領會。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的精神說明，沒有超越具體條件的歷史必然性，普遍的歷史規律只有和某些具體歷史環境中的特殊情況相結合，才能揭示其特殊的發展規律。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以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為重要理論前提，在話語表達上體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多樣性和現代化主體選擇的自主性、偶然性，是對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的積極補充。它不僅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話語闡釋中國問題，也從社會實踐和現實生活中提煉創造出理論和時代需要的新話語。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折射出中國共產黨創新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長期堅持，蘊含著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充分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

　　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摒棄了西方現代化話語體系的弊端，拓寬了現代化的文明內涵。西方現代化話語體系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歷史背景、政治功能和文化意義。作為概念框架，它展示了一種從“傳統”社會轉化到“現代”社會的解釋性圖示，“現代化”被視作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必經之路。作為認知結構，它將關于“現代化”的復雜的社會、政治、文化、價值觀等諸多方面從相互依存的學術體系中提取出來并加以量化，是西方對自身社會性質以及那些被視作“有缺陷”的非西方世界的發展能力的一組假設，難以擺脫實證主義的嫌疑。作為意識形態，它是西方推廣自由主義社會價值觀、資本主義經濟組織、西方民主政治結構的“真理武器”，是西方決策制定環境中運用的分析模式而非知識產品。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著力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在對西方現代化文明內涵的解構與建構、借鑒和超越之間反映出解決問題、化解危機、創新發展的獨特現代化實踐范式。從宏觀上看，它是中國式現代化總的理論話語體系，展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取得的獨特文明貢獻，尊重不同社會歷史文化的差異性和現代化道路的多元性。從中觀上看，它集中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并聯式”發展路徑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錨定物質富裕、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精神富足、生態宜人等多領域目標，針對性地解決作為主體的人在精神領域的萎縮、風險社會的“合法化危機”、自然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等難以量化的西方式現代化難題。從微觀上看，它根據中國現代化實踐推進的階段需要，對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被普遍接受的西方現代化話語體系的概念范疇的本質、內容和特征進行了重新界定，創造性地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新發展階段”等新的概念范疇。

　　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闡釋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鮮明特質，指出了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中國式現代化旨在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限度，而非只是從屬于現代—資本文明規定的意義范圍下的一個特殊表征。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處于同科學、同人民群眾以至同它自己所產生的生產力本身相對抗的境地”，其內含的勞動與生產資料的對抗性矛盾和階級對立不僅為之帶來了“現代的災難”，也成為資本主義文明形態向更高文明形態躍遷的否定性力量。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貫徹了歷史辯證法原則，折射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雙重文明邏輯。一方面，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資本主義文明形態創造的積極成果的占有，是高度且全面現代化的文明形態。另一方面，人類文明新形態超越了資本主義文明形態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雇傭勞動的制度邏輯及其嚴重后果。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呈現的諸多理念和理想要素，展現出這一文明新形態在新歷史方位上的可能性：“共同富裕”區別于馬克思批判的以資本增殖為根本目標的資本主義現代性，內嵌于社會主義的本質、目標和原則之中，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特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指向生活世界的人的生存狀況，是對現代性帶來豐富可能性的同時又將人類拋入巨大的價值缺失和空虛境地的普遍境遇的回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反對現代主義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的理念，強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走和平發展道路”則深刻把握人類文明史，超越現代性權力支配下的依附—被依附關系、支配—從屬關系或中心—邊緣關系，主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反對“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等話語陷阱。“以人民為中心”是以資本為核心的現代性原則的對立面，是對“物的現代化”造成的“抽象化”“物化”“異化”后果的深刻反思。中國式現代化努力將這些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推動了世界文明的進步。

　　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的建構事關現代化道路的認同問題，因而是一個必須不斷完善的過程。長期以來，西方現代化在推進歷史向世界歷史演進的同時也將其話語體系傳播開來，國際話語體系維持著不平衡、不合理、不公平的狀況。西方世界擁有的這種主導地位不僅來自他們在現代化事業上的先發優勢和資本驅動下的自由市場體系在全球的擴張，也有賴于他們一直堅持的各項具體舉措。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的建構要保持歷史性、世界性、普遍性和開放性的視野，并不意味著刻意淡化其意識形態性。話語建構主體能否將自己的實踐自覺、現實關懷和價值取向內化于其中，而非僅僅在話語形式上偏重政治宣傳和意識形態傳播，關乎這種話語體系的內部認同程度與外部信任效果。就此而言，話語權不是現實的客觀存在，依靠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的完善和傳播以重塑世界現代化話語體系格局仍然任重道遠。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