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新村：沿著總書記的足跡】以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促進共同富裕

　　編者按：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促進農村農民共同富裕，是提升農村公共服務能力、完善鄉村治理的有效手段。202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強調，“加快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深入實施鄉村建設行動，促進共同富裕”。今天，中國政法大學地方財政金融與農村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文嘉和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博導李蕊為我們分享共同富裕背景下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實踐路徑。

　　【經驗分享】

　　濟南章丘西石河村：組織引領集體經濟致富路

　　

　　章丘區西石河村鳥瞰圖

　　2018年6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雙山街道三澗溪村考察時強調，農業農村工作，說一千、道一萬，增加農民收入是關鍵。

　　章丘區西石河村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村書記帶領班子堅持一心為民，村干部以“公心”樹“公信”，不與民爭利，把機會最大限度讓給村民。在實施整村舊村改造過程中，西石河村堅持商業街、市場等所有商業資產歸集體所有，并根據“按人確權、按股分紅、動靜結合、細膩包容”的分股原則，參照公司股權分配方式，探索設置了個人股、土地股、優先股、勞齡股等股種，村集體收入逐年提升，村民的分紅也在逐年提高，村民總計分紅從2018年的450萬元增至2022年的536萬元，走出了一條集體經濟致富路。

　　【經驗分享】

　　浙江仙居振興村：產業支撐，構建起共富造血“大動脈”

　　

　　振興村江騰大白鵝專業合作社

　　浙江省臺州市仙居縣埠頭鎮振興村由三溪村、寺東村、寶岸村、永新村四個自然村組成，歷經2013年、2018年兩輪行政村規模調整，組建新村“振興”，寓意“鄉村振興”。2006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到三溪村考察調研。十七年來，振興村深入實施“千萬工程”，一手抓黨建、一手抓發展，積極謀劃各項民生實事，村集體經濟不斷壯大，駛入了共同富裕的“快車道”。

　　振興村以環境整治為抓手，通過集中養殖、做大做強“大白鵝產業”帶動農戶發家致富，江騰大白鵝專業合作社應運而生。考慮到養鵝場四周無遮擋、光照充足的有利條件，振興村將“養殖大白鵝、發展新能源和壯大村集體經濟”三者有機結合，聯合江騰大白鵝專業合作社建設光伏發電項目。為了方便村民就業增收，在鄉賢的牽線搭橋下，振興村積極對接義烏來料加工市場，發展投資少、風險小、就業方式靈活的來料加工項目，建成了“振興共富工坊”和“振興臻心共富工坊”，為村民提供了50多個就業崗位，有效推進村民增收致富。

　　【專家解讀】

　　作者：中國政法大學地方財政金融與農村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員 李文嘉；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博導 李蕊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推進共同富裕，最繁重、最艱巨的任務依然在農村。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對促進農村農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關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基本內涵和發展途徑，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構建產權關系明晰、治理架構科學、經營方式穩健、收益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探索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資產參股等多樣化途徑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目前，就各地既往實踐來看，在多樣化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進程中，仍需進一步闡明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對促進共同富裕的實踐價值，總結各方發展路徑中蘊含的共性原則，為實現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更高水平、更加均衡發展提供參考。

　　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對于促進共同富裕的實踐價值

　　新時代共同富裕是包含廣大農民群體的全民富裕，是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農村治理現代化、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的全面富裕，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對于促進農業、農村、農民三個維度的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踐價值。

　　首先，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建設農業強國的必由之路。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建立在市場主導資源配置基礎上，治理架構更科學、經營方式更穩健、發展途徑更多元，既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更具備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一方面，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有利于推動農業產業發展動力轉換更新，實現農業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有利于破除此前集體經濟“‘分’多‘統’少”的不良格局，實現以“分”為基礎，優化“統”的功能來實現更高水平的“統分結合”，有效實現農業發展效率躍升，從而更能實現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生產安全，推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能夠不斷滿足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科技裝備需要，其強大的勞動聯合或資本聯合能力更便于將農戶組織起來，形成共建共贏的勞動合力，形成規模化、科技化、機械化等現代農業生產模式，不斷增強我國農業綜合競爭力。

　　其次，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促進農村治理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一方面，有助于農村治理“硬件”的強化，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滿足了村級基層組織日常治理活動的物質需求，并且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全方位需求，包括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建設鄉村基礎設施、提供教科文衛多領域公共服務等，使基層黨組織、村民委員會、集體經濟組織等治理主體更有能力服務廣大農民。另一方面，有助于治理“軟件”的更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同時也要求基層組織具備更科學的管理經營方式、更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更民主的自治氛圍、更文明的鄉風環境，這就要求基層組織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完善治理體系，切實履行治理責任，持續促進自治、共治、德治、法治相統一的農村治理現代化進程。

　　最后，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享發展理念是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集體所有性質和市場化資源配置模式，使之更有利于兼顧“公平”與“效率”，既把蛋糕做大，又能分好。從各地的實踐看，一方面，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目前探索出的現代物流、休閑旅游、特色電商等新產業、新業態，可以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延長傳統農業產業鏈，創造更多的非農就業崗位，讓農戶獲得更多產業發展的收入。另一方面，利用農村閑置土地、房產等資源進行的資源發包、物業出租、資產參股等模式，可以使農戶參與集體資產分紅等二次收入分配，使農村集體資產切實轉化為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來源，也為農業富余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創造條件，拓展了農民增收的渠道。

　　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應堅持哪些原則

　　各地為多元化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進行了許多實踐探索。以浙江為例，目前較為成熟的發展路徑包括：合作開發聯營式的“飛地”抱團型、資產盤活帶富型、鄉村經營創富型、股權分紅促富型和服務輸出奔富型。不同地區的不同發展路徑之間，具有如下共性選擇，這也是選擇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路徑的共性原則。

　　堅持黨的領導貫穿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始終。近年來，黨領導下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順利推進，明確和賦予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市場主體地位，有效增強了農村集體經濟的活力。一是要選優配強基層黨組織班子，選拔培育一批政治素質高、黨性原則強、業務水平優、群眾基礎好的黨員干部，提升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和服務群眾能力，強化對集體經濟的宏觀把握，同時還要注重多方黨組織合作共建，打破村域、溝域、鎮域壁壘，不斷擴大黨支部“朋友圈”，探索集約發展、互補發展、共贏發展的新路徑。二是要加大基層人才供給，在村內注重發現政治強、懂經營、善管理、能致富的“能人”，在村外要積極引導外出經商務工人員、退休干部、退轉軍人、高校畢業生以及各行業經營主體回歸農村，形成強大的人才智庫支持。

　　堅持共享發展以維護農民根本利益。一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立法方式清晰界定集體所有制環境中各生產要素的產權，實現諸多要素的集中配置和有序流動，實現農村土地、生態、人居環境等資源的最優配置，持續將發展成果的“蛋糕”做大。二是要積極有效地跟進政府宏觀統籌和管理服務，引導村集體經濟組織積極探索創新資源變紅利的有效形式，穩妥處理集體增收與家庭增收的共贏關系，努力推動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同時實現農民增產增收。總之，要不斷拓寬增收途徑，不斷擴大受益群體，不斷提高共享發展的獲得感。

　　堅持依靠法治有效防控市場化風險。風險控制的核心目的是為防止經營投資虧損后直接減損集體成員的利益，以致集體經濟制度目標無法實現。因此，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風險控制宜采取更為嚴格的制度審視。要構建更強力的風險防控制度，區分主體類型來配置差異化的風險控制機制。在現行的市場準入制度基礎上強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風險控制，及時增設相關風險控制制度。就現實情況看，尤其要對仍舊從事糧食生產和承載社會保障功能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嚴格的風險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