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丨濟南何時成為山東的省會

　　

　　

　　□ 劉德增

　　濟南何時成為山東省的省會，古往今來有兩種說法相持不下：一說洪武元年（1368年），一說洪武九年（1376年）。明代“山東等處行中書省”第一任長官汪廣洋的行跡透露的信息，證明“洪武元年說”是正確的。

　　塵封五六百年的歷史懸案

　　明代體制，嗣君登基，即欽定監修、正副總裁及纂修諸臣，編輯先朝《實錄》。《明實錄》是研究明史最為重要的史料。建文元年（1399年）初修、永樂九年（1411年）三修的《明太祖實錄》，僅記載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設置“山東等處行中書省”（簡稱“山東行中書省”或“山東行省”），以汪廣洋為參政，沒有言明省治在何處。

　　嘉靖十一年(1532年)，上任山東巡撫不到一年的袁宗儒決定編修一部《山東通志》，他選定山東按察使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政陸釴為總纂，以山東布政使司左參政陳沂輔之，組織30多人編纂，第二年完稿刊行。嘉靖《山東通志》是山東省第一部通志，編纂水平、刊刻質量俱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是編在地志之中，號為佳本。”嘉靖《山東通志》卷二《建置沿革上》記載：“洪武元年四月，置山東行中書省于益都，九年移治濟南，尋改置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此時距設置山東行省雖然已有165年，但是，明朝的山東省政府組織編寫的志書，必有大量的文書檔案等材料以為參考，對省治來龍去脈的考訂、記載，理應準確無誤。陸釴是昆山（今屬江蘇）人，天順八年（1464年）殿試第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陳沂是“金陵三俊”之一，正德十二年（1517年）進士。他們說洪武元年設置山東行省，省治在益都（今山東青州），洪武九年省治遷往濟南，不久山東行省改名為“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簡稱“山東布政使司”），言之鑿鑿。

　　但是，明代還有另一種說法：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設置山東行省，省治在濟南。嘉靖二十年（1541年）刊行的《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卷二《山東省》云：“本朝置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布、按二司俱置濟南，都司初治青州，后亦遷治濟南云。”該書的編者不詳，一個“云”字表明這是當時流傳的一種說法。此時距嘉靖《山東通志》刊行僅僅八年，編者也不敢貿然推翻嘉靖《山東通志》的說法，僅寫入此說，未斷是非。刊行于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的《續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五《輿地考》曰：“布、按二司俱治濟南，都司初治青州，后亦遷治濟南云。”看來是照抄《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之說。

　　清朝以后，兩說并存，相持不下。康熙《山東通志》卷二《建置沿革上》、雍正《山東通志》卷三《建置志》、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一百二十五《山東省》等，皆承襲“洪武九年說”。支持“洪武元年說”者有《欽定續文獻通考》《欽定續通典》等。

　　今人或持“洪武九年說”，或主“洪武元年說”，依舊相持不下。

　　濟南何時成為山東省會，成為一個塵封了五六百年的歷史懸案。

　　“山東等處行中書省”的設立

　　吳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統率二十五萬大軍北伐中原。十月二十三日，朱元璋發布《奉天討元北伐檄文》，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相號召。根據朱元璋的戰略構想，北伐軍應首先攻占山東，然后西進，攻取河南，進占潼關。這樣，就斬斷了元朝京師大都（今北京）的兩翼，進攻大都就易如反掌。十月二十四日，徐達麾兵從淮安直趨沂州（州治今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老城關），拉開了向山東進軍的序幕。

　　元朝管理山東一帶的權力機構有兩個，分設于益都和濟南。《大明一統志》卷二十二《山東布政司》記載：“元以山東直隸省部，置山東東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又置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治濟南。”設置于益都的“山東東西道宣慰司”是管理山東軍民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設置于濟南的“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是山東一帶的最高監察機構。

　　十一月二十九日，徐達攻克益都。根據《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七及《元史·忠義傳》之記載，當時駐防益都的元朝長官，一是“知樞密院事、平章山東行省”普顏不花，二是“平章政事”老保（又稱“保保”）。另外，根據明人李濂《四輔官前工部尚書安公傳》記載：“安公然，祥符人，徙居鳳陽之潁州，元季為山東行省左丞，守萊州。”據此，元朝在山東的最高權力機構已經不是宣慰司，而是行省。益都之戰，普顏不花戰死，老保出城投降。朱元璋詔令徐達留兵一萬駐守益都，大軍西進，十二月初七，徐達攻克濟南。

　　第二年正月初四，剛屆不惑之年的朱元璋在百官的“萬歲”聲中登上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二月十二日，常遇春攻克東昌，至此山東基本平定。

　　四月十一日，朱元璋詔令設置山東行省。山東在文化、經濟與軍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為了加強對山東的管控，朱元璋特調汪廣洋為山東行省參政。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今屬江蘇）人，才干出眾，深得朱元璋賞識，他做過江西行省參政，有管理地方的經驗，故派他出任山東行省參政，他是明代山東行省第一任長官。

　　汪廣洋行跡透露的信息

　　汪廣洋出任山東行省參政的行跡，隱藏于他的詩集《鳳池吟稿》中。《鳳池吟稿》明初就有抄本，傳世本為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王百祥刻本，王百祥在《跋》中云：“汪先生當草昧之初，力挽宋元舊習，為明朝詩學正宗。所著《鳳池吟稿》，膾炙人口，不啻夜光和璧。”《鳳池吟稿》還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濟南何時成為山東省會之謎，也可以從《鳳池吟稿》中得到答案。

　　在《黃河》一詩中，汪廣洋注曰：“曹州抵濟寧周村，河流橫潰，茫無涯際，古云桑田變滄海，不誣矣。”據此，他赴山東上任，山東段的行程是：曹州——定陶——巨野——嘉祥——濟寧，然后乘舟沿運河北上，一路上寫下《曹州》《次定陶縣》《巨野縣》《望嘉祥山》《宿嘉祥縣》《離濟寧泛舟北行》《鞍山泊》《梁山泊》等詩篇。他赴任的目的地是濟南，在濟南期間寫的詩篇中，有明確地點的有：《歷下亭臨眺》《趵突泉》《秋日濟南聞鶯》《濟南喜得家書二首》等。

　　《明史·汪廣洋傳》記曰：“洪武元年，山東平，以廣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撫納新附，民甚安之。是年召入為中書省參政。”看來他在山東行省參政任上的治績很突出，當年十一月，他奉調回京，從濟南南下，經泰安——大汶口——曲阜——滕州——嶧州而南，留下了《泰山》《云亭山》《大汶口》《曲阜縣》《滕州》《嶧山》《嶧州》等詩篇。

　　《鳳池吟稿》中的汪廣洋足跡是去濟南、在濟南、離濟南，沒有任何去益都、在益都、離益都的足跡。凡此可證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設置山東行省，省治在濟南，不在益都。

　　為何會有“洪武九年說”

　　為什么嘉靖《山東通志》卷二《建置沿革上》記載洪武元年四月置山東行省于益都，九年移治濟南？為什么會有很多史書附和此說？王贈芳等監修、成瓘等編纂的道光《濟南府志》卷二十四《秩官二》給出一個答案：

　　置司雖在益都，而蒞事則在濟南，如三歲大比一事，監試官則肅政廉訪司也，知貢舉官則東西道宣慰司也，迄今碑刻尚在濟南學宮，此可以破千古之疑。

　　此說認為元朝的時候，山東最高行政機構設在益都，但最高官員視事卻在濟南，如科舉考試中三年一次的鄉試，在濟南舉行，監試官為“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主考官則為“山東東西道宣慰使”。也就是說，濟南實際上已經成為山東最高行政機構所在地，而益都只是名義上的山東最高行政機構所在地。元朝之時，濟南的地位已經上升，全省的一些重大活動放在濟南舉辦。但是，這無法改變元朝山東最高行政機構、最高行政官員在益都的史實。

　　破解洪武九年山東行省遷治濟南之誤，需要另尋路徑。

　　吳元年（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徐達攻克益都。次年四月十一日，朱元璋才詔令設置“山東等處行中書省”。那么，從徐達攻克益都到山東行省設置，有五個月的時間，山東一帶最高行政機構是什么？明軍每攻占一個地方，必定設官治民，且如濟南，十二月初七徐達攻克濟南，一個月后，崔亮就出任濟南知府。濟南府尚且如此，山東全省也應有一個大明的行政機構與行政官員管理。根據《明太祖實錄》等記載，徐達攻占益都以后，朱元璋詔令留兵一萬人守益都，顯示出益都的重要性。但是，是否在山東新設最高行政機構，是否仍以益都為統治中心，文獻都沒有記載。最大的可能是戰事頻仍，未遑設置。

　　危素《濟南府治記》說，徐達攻占濟南，大修城堞。這反映了徐達對濟南政治、經濟與軍事地位的重視。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置山東行中書省”，就把省治定為濟南。

　　在元末明初，山東行省的治所的確存在從益都到濟南的遷治過程。也就是說，吳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徐達攻占益都之前，山東行省的治所在益都，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設置山東行省，大明山東行省的治所定為濟南。元、明兩朝中間的五個月，是戰爭中的一個“空白期”，山東沒有最高行政機構，但在時人心目中，益都仍是山東統治中心。

　　之所以會出現洪武九年山東行省遷治濟南之錯誤，問題應當出在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詔令改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大明所有行省都改名為承宣布政使司，山東亦然。“洪武九年說”將改“山東等處行中書省”為“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的時間，誤為“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遷治濟南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