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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郢:讀不完的泰山石書

      

      

      □大眾日報記者 劉一穎 朱子鈺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郭沫若先生認為,泰山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個局部縮影。

      季羨林先生表示,泰山是中國文化的主要象征之一,欲弘揚中華文化,必先弘揚泰山文化,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在浩如煙海的泰山文獻中,撐一只船不難,難的是編織一張怎樣的網(wǎng),打撈起更多的吉光片羽。

      日前,泰山學院泰山研究院教授、山東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泰山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周郢攜《泰山編年通史》而來,給出了一種參考答案。

      10月25日,周郢接受大眾日報記者專訪,探討如何“閱讀”泰山——“一本讀不完的石書”。

      “每逢年底,看自己攢了多少字”

      《泰山編年通史》《泰山歷史紀年》《明代名臣蕭大亨》,采訪中,周郢從書架上先后抽出了這三本書。恰若三點坐標,連點成線,勾勒出周郢“行走”在泰山文化中的足跡。

      “全景式泰山文化鏡像。”這是周郢對《泰山編年通史》的概括。以往泰山文化研究,多從一個側(cè)面、一個視角切入,比如泰山石刻藝術(shù)、泰山封禪文化等。而周郢選擇用“編年體”這種體式,梳理泰山文獻,對泰山進行系統(tǒng)畫像。這在泰山文化研究著作中較為罕見。因此,《泰山編年通史》被業(yè)界評價為中國山岳首部編年通史。

      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杜澤遜對此評價,即使“編年體”這種體式,周郢先生也進行了改良,巧妙吸收了紀事本末體的長處,記述事件時兼及后世影響,力求前后連貫,隨時夾敘來龍去脈、相關(guān)背景、意義評說,彌補了“不知原委”的缺憾。例如記錄光緒年間民間發(fā)起重修碧霞祠,書中特別作了注解:碧霞祠自明代納入皇家祭祀體制后,其祠宇悉由朝廷掌控,每次興修皆頒詔發(fā)帑以行。入清后更由皇帝親遣內(nèi)府大員,督工辦理。民間資金只能投擲殿內(nèi),作為歲修補助。清后期由于國衰財拮,廟工已漸募民間資金。本年由民眾主導發(fā)起重修祠像,并立碑廟庭。

      “《通史》不僅是一部以時間為序、詳述歷史大事的編年史,也是一部兼記朝野、視角多元、雅俗共賞的文化全史?!钡聡囆g(shù)史家、漢學家雷德侯教授如是評價。他說,我們可以見到,周郢先生“將大歷史與泰山區(qū)域史絲絲相扣,既是一山之史,又是中國通史的‘局部縮影’”。除了帝王登臨、名臣擘畫、文士吟詠,我們也從中可以見到市井小民、藝人、僧道的活動以及挑山工的生活印跡。且女性活動也被記錄其中,如唐人墓志中的“宮女助祭”與清人日記中的“女合山會”等。此種總體治史使泰山歷史文化栩栩如生地映現(xiàn)在讀者眼前。

      “古代的作品只關(guān)注上層社會對泰山文化的認知,而我在作品中從平民視角進行了補充,力求立體全面地呈現(xiàn)泰山文化。”周郢以一個“不值得記載”的歷史細節(jié)為例,泰山上的公廁首次出現(xiàn)在清朝嘉慶年間,而且只有女士廁所,“這說明了什么?”他分析,這表明當時女香客越來越多,如廁問題必須得到解決,“還能反映出古人衛(wèi)生意識的增強”。書中記錄了不少類似的“看似無意義、實則有意思”的事情,為泰山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泰山歷史文化“五期說”,是《泰山編年通史》中最為精彩的觀點,也是其內(nèi)在思路?!斑€沒有學者從宏觀視野上提出過這一觀點,算是我個人的新創(chuàng)見?!敝苒f,先秦至漢,泰山從一座自然山,漸同國家政權(quán)發(fā)生關(guān)系,發(fā)展為帝王封禪告祭的政治舞臺,可稱之為“政治山”形成期;從魏晉以迄南北朝,佛教、道教“進軍”泰山,促使泰山固有信仰與宗教相互融合,可稱之為“宗教山”形成期;唐宋金元時期,兩度出現(xiàn)了泰山文學創(chuàng)作的高峰,泰山學派更在文化史上意義深遠,可稱之為“文化山”(此文化系專指文藝與學術(shù))形成期;泰山民間信仰起源甚早,明清時期,隨著碧霞元君信仰在域內(nèi)廣泛傳播,一時涌現(xiàn)出泰山進香的高潮,可稱之為“民俗山”形成期;近代以來,大家對泰山文化的內(nèi)涵與精神特質(zhì),有了更為明晰的認識和更加深入的揭示,可稱之為“精神山”彰顯期。

      這部150萬字的巨著,分為三部分。其中“編纂大旨”詳述作品的體例、特色和創(chuàng)新,“導論”歷述泰山文化的發(fā)展變遷,“編年”逐條詮釋泰山歷史。“泰山文化隨著朝代更迭、疆域開拓,從東方一域逐漸波及全國,最后融入中華文化主流,并對其他國家的文化產(chǎn)生一定影響。所以,泰山文化已不僅僅是一種地域文化,歷史上重大的治亂興亡、社會變革,均在這座山上有所體現(xiàn)?!敝苒f,“我在編年紀事中,對史料進行剪裁組織,使之與歷史大勢相扣合,從而凸顯泰山文化的這一特點?!?/p>

      一部巨作,非一蹴而就?!艾F(xiàn)在,它是150多萬字。1988年,它出生的時候,只有10萬字;2012年,它長到60多萬字;2019年底,提交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材料時,它長到了110多萬字。”周郢笑說,30多年來,每逢年底,就會看看自己攢了多少字,在最初的框架上“鑲”了多少新的“珠寶”。

      《泰山歷史紀年》就是那本10萬字的書,也是周郢送給自己的“18歲成人禮”,可算作其第一部學術(shù)研究小結(jié)。1986年初,周郢參與《泰山志》編寫工作。一干就是3年。這期間,他天天整理、閱讀泰山文獻。“我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泰山文化的著作,都是分專題來寫,要么依景區(qū)劃塊,要么按內(nèi)容分類?!弊杂紫矏蹥v史的周郢敏銳捕捉到這一學術(shù)空白:沒有作品按照歷史發(fā)展順序,以時間為軸梳理泰山文化?!澳菚r,我就萌生了寫這樣一本書的想法?!?/p>

      于是,周郢積極承擔《泰山志》大事記的編寫?!暗俏以睫郏ň€索),發(fā)現(xiàn)材料越多。于是,寫書的念頭更堅定了?!彼麖摹顿Y治通鑒》尋借鑒,一點一點摸索,歷時一年,完成了《泰山歷史紀年》?!爱敃r交泰安市檔案局內(nèi)部出版,雖內(nèi)容十分淺陋,但對我而言卻意義非凡。這就是我未來開展學術(shù)研究的那條路?!敝苒珪r常感慨,如今掌握的材料越來越繁雜,如果當年沒有把框架搭起來,現(xiàn)在反而無從下手。

      為什么要為泰山寫文化通史?周郢回答說,因為從小在泰山腳下轉(zhuǎn)悠,承了泰山的福澤,所以想為泰山“做點事”。

      至于如何做?那要從周郢參觀一處陵墓說起……

      從村民家里,找到一卷“圣旨”

      1984年10月的一天,周郢隨家長來到泰山腳下的蕭家林。

      綿延的青山擁抱著一片安詳清幽的土地,一條小河在西邊靜靜流淌,滿目所及皆是氣勢恢宏、建造精美的石雕,這里便是明朝著名歷史人物蕭大亨的墓葬。

      年少的周郢被眼前壯觀的石刻群所震撼,不禁細細打量著神道兩邊肅立的華表、石虎、石羊……斯人已逝,斷碑殘趺猶存,滄海桑田展露無遺?!暗以谑窌蠜]有查到蕭大亨,他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呢?”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好學的周郢開始翻閱大量資料,尋找蕭大亨的蛛絲馬跡。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找到了‘做法’,如何圍繞泰山文化開展學術(shù)研究。”周郢說,自己從地方志入手,學習研究泰山文化。

      搜集史料是最基礎的工作。即便沒有系統(tǒng)接受過古代漢語學習,但周郢的父母都是老師,受家庭影響,十幾歲大的周郢便能通讀部分古書,這為他掃清了一些障礙。受條件限制,許多文獻資料買不到,也無法復印,周郢就用最笨的辦法——去圖書館借閱抄寫。看似枯燥的工作,周郢卻從中找到了樂趣。

      “那時候,研究的痛苦是缺少材料。為了查閱一份材料,有時會跑到很遠的地方?!敝苒貞?,自己曾去北京圖書館(現(xiàn)名中國國家圖書館)抄錄資料。去一趟北京,路費就是一筆不小的開銷。“為了盡量趕時間,我只能馬不停蹄地多抄錄。”他告訴記者,有些古籍很珍貴,圖書館不展示原版,而是提供微縮膠片供讀者查閱。

      整整一天,周郢一邊搖動膠卷軸,一邊看并快速謄抄?!懊看纬鰣D書館,我都以為是晚上。其實,是因長時間在強光下看膠卷,眼睛受不了了?!?/p>

      做學術(shù)研究,僅靠圖書館中的材料顯然不夠。坐在屋子里查閱資料,拿到的也是二手信息。要去田野里,尋找更多鮮活的資料。帶著線索,一支筆、一個本子以及一些簡單的補給,周郢就出發(fā)了?!澳菚r候,大家打交道更直接。我開口請教,他們大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p>

      1989年5月,他下鄉(xiāng)尋找清初泰安名臣王度的蹤跡,來到夏張南寨村,看見一位村民正在地里勞作,便走上前問:“您知道,這里曾出了一位王侍郎嗎?”村民聽了頗有意味地答道:“我就是他的后代?!敝苒珱]想到會如此湊巧,便追問,家里是否有祖上流傳下來的“東西”。村民很熱情地說,家里確實“有一塊布”,可以隨他回家看看。

      村民進家后,拿出一個沾滿灰的布包,拆開之后,一個黃色的卷軸出現(xiàn)在眼前。它由黃絹制成,展開長158厘米、寬25厘米。右端有“奉天敕命”四字,正文分別用滿漢文書寫?!霸瓉磉@是授青陽知縣王樞(王度之子)為文林郎的圣旨!”周郢激動地喊道,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后來,村民將“家傳”文物捐給了泰安市檔案館。

      憑借豐富的史料積累和深入的田野調(diào)查,周郢穩(wěn)扎穩(wěn)打,摸索出做學問的“方法論”。以研究蕭大亨為起點,經(jīng)過十數(shù)年的積累,周郢在1999年出版了《明代名臣蕭大亨》。

      周郢說,《泰山編年通史》出版后,他就開始整理這些年來收集的關(guān)于蕭大亨的資料,希望不久能夠出版一本內(nèi)容更加豐富詳實的蕭大亨傳記。

      作研究,要有一只“學術(shù)眼”

      曾有學者建議周郢,最好選一個大學科作研究。畢竟泰山是區(qū)域文化,可能研究一段時間后,“就沒有內(nèi)容可做,那么學術(shù)研究便無法發(fā)展”。

      對此,周郢并不贊同?!熬臀耶敃r掌握的材料情況而言,我堅信泰山文化有廣闊的研究空間。”他直言不諱,研究狹義的泰山也許會材料窮盡,但將泰山和大文化作比較研究或者聯(lián)系研究,相關(guān)學術(shù)成果便會源源不斷地涌現(xiàn)——從這個角度看,泰山文化絕對研究不完。

      最重要的是,要擁有一個廣闊的學術(shù)視野,宗教、農(nóng)業(yè)、天文、民俗、科技等領(lǐng)域都能和泰山文化研究摩擦出火花?!爸R范圍越廣,碰撞的火花就越大?!敝苒f,自己研究泰山文化第一個大收獲與《紅樓夢》有關(guān)。由于小時候愛讀《紅樓夢》,長久的浸潤,周郢積累了不少紅學知識,因此有了“紅樓”視角。

      周郢回憶,那時,紅學界剛發(fā)現(xiàn)了一件曹雪芹家世的資料,證明曹家的敗落是因為曹雪芹的父親在泰安發(fā)生了一件騷擾驛站的事件。一接觸到消息,周郢立刻聯(lián)想到,既然此事發(fā)生在泰安,會不會在歷史文獻上留下痕跡?

      帶著疑問,周郢開始查找泰安地方文獻,最后在泰安府志和泰安縣志上找到了相關(guān)詳細記錄,這為研究曹雪芹家族敗落的歷史真相提供了第一手史料?!斑@份資料公布后,紅學界非常震動,很多學刊發(fā)表了專門的報道?!敝苒f,自己一直在摸索泰山與中華大文化的聯(lián)系。用泰山文獻研究紅樓夢就是一個典型事例,在過去,很少有學者有過相關(guān)嘗試。

      事實上,周郢的眾多學術(shù)成果都來源于不同學術(shù)領(lǐng)域的碰撞。比方說,元代農(nóng)學家王禎,除所著《王禎農(nóng)書》之外,傳世資料極少。1990年,周郢在泰山文獻中發(fā)現(xiàn)“王禎三碑”,并以此請教元史專家邱樹森教授。邱教授通過鄉(xiāng)貫、時代比勘,基本上認定泰山碑石中的“奉高晚生王禎”與“(泰安)州教授王禎”,便是《王禎農(nóng)書》的作者王禎。但周郢心中仍有疑惑,這一考證無法排除同鄉(xiāng)且同名的可能性。隨著元《王氏葬塋之銘》碑拓等一系列新線索浮出水面,周郢進一步研究確定,王禎確為泰安州人,并曾出任泰安學正,而《王禎農(nóng)書》中提到的泰山“淳于泊”,就在今泰安市岱岳區(qū)滿莊鎮(zhèn)淳于村。基于此,王禎早期事跡得以明晰,填補了一個農(nóng)史研究的空白。

      “是否具備‘學術(shù)眼’,決定學術(shù)研究的成敗?!敝苒a充了一個例子。

      坐落于泰山西北麓的靈巖寺,始建于東晉,群山環(huán)抱、樹木蔥蘢之中,歷代碑刻林立。在古剎的臺階上,擺放著幾塊普通的石碑。有一次,周郢看到一位朋友抄錄的碑文,“出現(xiàn)‘奉使暹羅’四個字,我忽然意識到,這塊碑的價值一定非同一般!”周郢解釋說,“借兵暹羅”發(fā)生在明朝,是軍事機密,素為中外史學家所關(guān)注,但一直以來爭議頗多。

      周郢調(diào)查研究發(fā)現(xiàn),此石碑為明人程鵬起所刊,正是“借兵暹羅”案的關(guān)鍵人物,石刻中也多次出現(xiàn)事件相關(guān)文字。基于這一判斷,他在《歷史研究》期刊上發(fā)表了論文《明萬歷壬辰之役“借兵暹羅”發(fā)覆》,為重新解讀“借兵暹羅”史事提供了一個新的觀察角度,為后人了解四百年前那幕風譎云詭的樞廷密議,掀開了幕簾。

      在周郢“學術(shù)眼”中,這塊石碑的價值不在于研究靈巖寺或者泰山本身,而是研究當時東南亞的政治格局以及明廷的軍事、外交政策?!皩W術(shù)眼就如同二郎神的第三只眼,擁有了它,就能抵達層次更高的學術(shù)境界。”他說。

      近年來,周郢在《中國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紅樓夢學刊》《光明日報》等發(fā)表的一系列文章,都來源于這只“學術(shù)眼”。

      “周郢先生研究泰山,眼界極為開闊,舉凡泰山主體、泰山支脈徂徠山等,泰山文化遺存如建筑、石刻等,泰山相關(guān)歷史如人物文獻、宗教、傳說、行政區(qū)劃等,無所不包,最能引起關(guān)注的則是泰山與朝政、國運,泰山與中華文化,這樣一些涉及國家全局的問題,周郢先生往往發(fā)人所未發(fā),言人所不能言,令人嘆服,這都緣于把泰山研究和中國通史研究的緊密結(jié)合。”杜澤遜如此評價。

      “他不問,我可能絕對想不到”

      “我給你們展示一件利器。”說著,周郢從書桌旁拿出一個長約1.5米的牛皮紙圓筒,從中拔出一把“劍”。他饒有興致地揮舞了幾下,才讓我們定睛細看。

      原來是一個燈管?!斑@是此前,雷德侯教授團隊來泰山考察時,送給我的一個禮物?!敝苒f,由于歷經(jīng)風化、沖刷,古代石刻往往漫漶不清。但打開這個燈管,貼近石壁,一些殘存的筆畫都能顯現(xiàn)出來?!拔覀円灿眠^手機、強光手電,但效果都不如它好。”周郢說,與外國學者一同研究泰山文化,不僅研究工具升級,更被對方治學嚴謹?shù)膽B(tài)度所打動。

      “周郢,請教一下,這塊石碑下部為什么只有一行題名,后面則全為空白呢?”一次同行中,泰山紅門宮旁登山主盤道東側(cè)墻內(nèi)的一塊石碑,引起雷德侯教授的關(guān)注。周郢不知如何回答。他坦誠地說:“我也不知道為什么,但我會抓緊查證?!?/p>

      經(jīng)過一段時間查閱資料,周郢得出了答案。萬歷初年,白宗哲擔任紅門驗單亭官,負責泰山門票的查驗工作,并在此處立了《紅門驗單亭題名記碑》?!昂芸赡苁羌t門驗單亭主管一職被撤銷,白宗哲是這一職務的最后一任官員,所以他立的《題名記碑》后繼無人?!敝苒f。

      “如果不是雷教授提出這個問題,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考慮到這個事兒?!敝苒f,德國學者心細如發(fā)、目光如炬,在細節(jié)的研究上給了自己很大的啟發(fā)。一行孤零零的題名,原來反映了一個官職的變遷。

      周郢與雷德侯教授因泰山文化研究結(jié)識,并成為好友。受雷德侯教授邀請,周郢兩次赴德國海德堡科學院進行學術(shù)訪問與交流?!疤┥轿幕绊懮钸h,在許多外國學者作品中都有體現(xiàn)。于是,我請德國朋友幫我搜集了許多相關(guān)材料,并帶回國內(nèi),請朋友幫助翻譯?!敝苒f,果真收獲頗豐。他舉例說,奧地利環(huán)球旅行家海司在《山東與德國在中國屬地:1898年從膠州到中國圣地以及從揚子江到北京》著作中,附有岱廟大殿神像照片,其背后呈現(xiàn)的壁畫與今貌有明顯差異;《泰山神啟蹕回鑾圖》開篇為山河景象,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圖為殿閣;北墻持旗將校上方布景也與今畫不同。“這說明岱廟壁畫清末重繪中不僅摻入補筆,且整體構(gòu)圖也有若干改變?!敝苒f。

      學術(shù)交流因合作而豐富多彩,也因交鋒碰撞出火花。不久前,周郢登上央視12頻道《社會與法·法律講堂(文史版)》,專題講述泰山奇案。其中一集為《乾隆封泰山之謎》,而這一集的靈感就是來自與美國“加州學派”一位學者的一場“筆墨官司”。

      2006年,美國學者作了一場關(guān)于碧霞元君信仰的專題講演,后來講稿刊發(fā)。周郢讀后,認為文章結(jié)合了性別理論和宗教學理論來解析泰山信仰的起落盛衰富有新意,但同時感到,該學者關(guān)于清代中后期的碧霞元君“論”與“祭”的評說,核之史實似可商榷。“這除了這位學者所掌握的資料有所缺略,對相關(guān)史料也存有誤讀?!庇谑?,周郢在《史學匯刊》發(fā)表《明清之際的碧霞元君論》,與美國學者展開論辯。

      “美國學者認為,乾隆本人從未到過碧霞祠,也未曾感謝碧霞元君對國家的保佑。這肯定有失偏頗。”周郢說。據(jù)他考證,比起前代帝王,乾隆皇帝對碧霞元君的尊崇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巡視泰安十幾次,六次登上泰山極頂,到碧霞祠拈香叩拜。在位期間,多次下詔頒金重修碧霞祠,并賜以碑刻、匾聯(lián),其中以“贊化東皇”的御匾,高度禮贊了碧霞元君的神恩。乾隆皇帝還開創(chuàng)了一項重大典禮,即碧霞祠致祭制度,即每年四月十八日(傳說中的碧霞元君圣誕),遣使至泰山祭祀元君的禮儀。這一制度延續(xù)150多年,影響深遠。

      周郢還將這一研究通俗化,在央視錄制講座,講述了乾隆帝、后登泰山祭祀碧霞元君的故事,情節(jié)起伏跌宕,引人入勝。

      周郢不僅深耕在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還致力于普及泰山文化。截至目前,他已走進幾十個中小學的教室,為近萬名孩子講述了有趣的泰山文化故事,成為不少中小學生口中“很懂泰山的周叔叔”。

      “給孩子們講泰山故事,得有童趣?!敝苒灿幸活w童心。采訪結(jié)束后,他鄭重其事地說,我要向你們介紹一位好朋友。

      走進屋外的小院,周郢指著一只小白兔說,這就是我的好朋友。“要不時喂它飯,我不得不從書桌旁挪開,因此,寫完這部作品,我的腰板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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